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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良鏞:尋找城市失落的靈魂 二維碼
發表時間:2014-12-16 22:24來源:網絡
自梁思成以降,傳統建筑的現代化之路一直是中國建筑師的案頭命題。作為梁的學生和繼承者,吳良鏞畢生的夢想是讓人們詩情畫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當下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建筑試驗場,傳統、文化、個性和美感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吳良鏞耄耋之年再出發,致力于解決“城市病”和“千城一面”的庸俗化傾向。他不斷重申半個多世紀前的常識:中國城市不應是西方僵化的復制品,而是富有傳統和靈魂的家園。 中國城市正在成為外國建筑師標新立異的試驗場,吳良鏞一直在對抗這樣的潮流。他認為中國城市建設的危機,實際上是傳統秩序的失落、時代精神的迷茫。 理想“孤本” 時間到這里仿佛變慢了。秋天早晨的菊兒胡同剛睡醒,一進一進的院子走入,粗斜的老樹仍在,院子中央整齊地碼了幾十盆花草。四方形的天井讓人安心。 不知誰家孩子在練鋼琴,跳躍的《卡門》樂段從門縫里飄出來,不覺得吵,倒像是有人在極富旋律線的斜屋頂上擲玻璃珠。 有人趿拉著拖鞋走出屋,揉著眼睛背著手澆花。兩位老人坐在墻根下曬太陽,偶爾才搭一兩句話。他們身后墻上整片的爬山虎,葉子正逐漸褪成紅色,結出了成串的小紫色果。 站在胡同里,市聲渺遠,只覺幾千年幾百年的日子就這么悠悠地過了下來。風雨不動的世上人家。 梁思成在1949年9月致北京市市長聶榮臻的信中,談到建筑師的職責:建筑師是以取得最經濟的用材和最高的使用效率,以及居住者在內中工作時的身心健康為目的的。 他有意強調“建筑師”與“土木工程師”的不同,前者更富于藝術精神,須用一顆敏感的心去體貼萬物,并懂得一個好的建筑如何帶給人感官上的愉悅、靈魂深處的溫暖。 “菊兒胡同”,詩意棲居的代表作,正是梁的學生和繼承者吳良鏞在北京四合院基礎上設計出的現代民居。 1987年,菊兒胡同是積水、漏雨、雜亂無章的典型地區,吳良鏞受邀設計改造。他的“有機更新”理論認為,住房是城市的細胞,新建房應自覺地順應城市的傳統肌理,于是有了“類四合院”,既保留了天井、院中的老樹,又能容納更多住戶。房屋為白墻黛瓦,錯落別致。 吳良鏞非常留意娛目之景:在坡頂修建樓閣和平臺,可遠眺景山、北海、白塔;在院中配置不同姿態的樹種,使院落小景豐富有變;甚至樓閣的高度不一,增加建筑群輪廓線的變化,屋頂亦因此有了韻律美。 如今住在高層小區里的北京人,是無法享受到郁達夫筆下“故都的秋”了。菊兒胡同里的人卻仍可坐擁舊時的景色——“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聽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從槐樹葉底,朝東細數著一絲一絲漏下來的日光。” 1993年,菊兒胡同改造項目獲得聯合國“世界人居獎”,一時間名聲大噪。直到今天,仍為人津津樂道。然而菊兒胡同修建了兩期之后即告終止。 關于菊兒胡同的爭議也很多。有的人認為,以該地段的重要性而言,菊兒胡同第一期標準不夠高。也有人基于對當時中國普遍經濟水平的估計,說菊兒胡同標準太高,沒有價值、沒有典型性,別的地方蓋不了。吳良鏞認為這是“地產商”的思維。 舊城改造涉及的產權、造價、拆遷等各方利益問題本已很復雜,當政府和房地產商涉入其中時,吳良鏞追求的美和舒適,甚至對老北京城舊有肌理的重視,漸漸被房地產業片面追求高容積率的聲浪淹沒。 “我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蓋成菊兒胡同,而只是探索了一條傳統建筑改造的路子。”吳良鏞說,“據它的條件、根據當時的問題,能夠在當時當地的環境里得到發展、創造它的特色,這是我追求的。” 在碰撞與矛盾中 2012年9月14日下午,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多功能廳內擠了二百多名學生,他們是沖著吳良鏞老師而來的。 殘暑未退,圍堵在門口的人照樣被籠罩在呼呼的熱潮中。下課后,吳良鏞在兩三位親友的攙扶下,一步一步走出教室,被人扶著上廁所,坐進專車,離開。這個過程是如此地漫長,讓一群緊隨其后的旁觀者不得不小心調整自己的步速,甚至呼吸。 為學生講授《人居環境科學概論》第一節課,是這位90歲老人至今未變的慣例。 自1946年受梁思成之邀回國創辦清華大學建筑工程學系,66年之后的今天,他依然站在這個講臺上。 吳良鏞第一次見梁思成,是1945年初春,他從云南滇緬邊境復員回到重慶,有人帶信說梁思成請他幫忙畫圖。8月15日,日本投降,“戰后文物保存委員會”被撤,吳良鏞工作結束。 兩個月后,梁思成請他在新辦的清華建筑系里任助教,吳良鏞“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新設的建筑系在水力樓二樓,只是幾間空房子,除了教室、圖板、畫圖凳,什么都沒有。吳良鏞和梁林等人一起“白手起家”,一點一滴地將建筑系“撫養長大”。 晚年的吳良鏞曾撰寫長文《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憶》,詳細記述了他和梁思成、林徽因相識相知的故事。吳良鏞初到清華園時,與別人合住甚是不便,林徽因便讓他住進金岳霖在工字廳的房子里,有配套的家具,讓這位甫入清華的小助教感嘆,“竟是教授待遇!” 吳良鏞回憶起梁林二人,感佩非常,“我仿佛被引進到學術殿堂的門廳中來。這個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有時簡直莫知所從,但感到又可以從任何一個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寬闊得很。” 教一年級的學生《初步設計》時,心虛不安,便學著在中央大學時老師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個方案,那時有12個學生,改不出來好奉送一個。” 1948年,梁思成自美返國,帶來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他為吳良鏞選中了伊利爾·沙里寧主持的匡溪藝術學院,并親自寫推薦信送他出國深造。 沙里寧在吳良鏞的畢業作品中點評說: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種稱之為中國現代性的精神。這種精神不僅來自一般的人類文化發展,而且來自中國實際生活的發展,一種新與舊的結合,基于中國自身的堅定不移的精神。 幾十年后,吳良鏞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恍然一驚,自己“不就是在中與西、古與今矛盾中徘徊前進”? 1950年,吳良鏞接到林徽因的來信,說國內形勢很好,催促他趕緊參加建設新中國的工作。自此,吳良鏞的后半生都奉獻給了清華建筑系。1984年他退休,62歲,創辦了建筑與城市規劃研究所;73歲時創辦了人居環境研究中心。 留子孫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1946年應梁思成之邀來到北京,走出北京站,天色未晚,華燈初上,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大前門香煙商標上久已熟悉的、端莊凝重的前門”,接著去國會街,看宣武門的城樓,后來追憶道,“這時天色緋紅,群鴉飛噪,危樓聳立,氣象肅穆”。 老北京城自此在他心中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在此后六十多年的光陰里,他的學術生涯也與這座城市交織在一起。 大抵建筑師都是天生的浪漫主義者。在北京城區的設計上,梁思成和吳良鏞這一對師生滿懷美麗的期待。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占祥共同提出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設》(史稱“梁陳方案”)中,認為應從整體上保護北京舊城區,在西郊建設中央行政中心,并在行政區以南設商業區,東部為工業區,如此文化、行政、商業、工業功能分離,各區有自己的配套設施,分散組團發展。 梁思成甚至在文章中美美地打算,“城墻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辟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這樣一帶環城的文娛圈,環城立體公園,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然而最終采取的是蘇聯專家制定的、政治意味更濃厚的方案,行政中心設在舊城。為了搞生產和交通,城墻和牌樓也要拆掉。 陳占祥痛心疾首:“一個城市古老的東西不是憑空而來的,是生長起來的,要拆了再得到,談何容易!” 既定城建方案,形成了今天吳良鏞和同業者最擔心的“攤大餅”格局。整座北京城以天安門為中心,呈環狀不斷向外擴張。舊城承擔著行政、商業、文教、旅游等多重功能,住宅區只能被擠壓到外面的環路,并在北部形成了天通苑、回龍觀、望京這種“巨型社區”,就業與居住的不統一,使得北京城的交通壓力日益深重。 與此同時,舊城風物痛遭損毀,吳良鏞為此很難過,“如果等到‘面目全非’之日才真是悔之晚矣,就此而言,對保護‘永遠不能認為太晚’。” “建筑和城市之魂是文化。”吳良鏞認為,中國建筑和城市建設的危機,實際上是文化靈魂的失落。 1979年,吳良鏞等人提出,“從單中心集中式城市結構過渡到多中心開敞式城市結構,是當今世界大城市結構發展的趨勢;即將集中的市區分解成片,各片相對獨立,有自己的重心,城市的發展不再是同心圓式向外發展,而是呈帶狀沿著幾個方向自由發展。”其核心理念仍是恩師梁思成的分散區域發展。 讓吳良鏞擔憂的何止“攤大餅”。與周遭環境毫無融入感的摩天大樓、巨型建筑,同樣令他激憤。在他看來,北京的特點是一座“平鋪式城市”,平易近人,有大片水面,城中亦可遠眺西山、近觀景山,人與自然十分接近。然而舊城內相當多的高層“敗筆”,使北京城的天際線遭受了破壞。 “中國還有一個缺點,就是長官意志在建筑的發展里面是很強的。當然,不能說所有的長官都不懂建筑,不乏真知灼見,貴在平等的交流和討論。”作為學者,吳良鏞坦承搞建筑非常難。“雖然我自己設計的房子不多,但就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一棟房子要耗費相當多的精力,有些精力不在建筑本身,而在面對某些不正常的社會現象,但你如不把這個事情往前推進的話,就停擺了。” 2006年,已是84歲高齡的吳良鏞帶領團隊,開始籌備一項以北京舊城保護為平臺的跨學科的科研項目,后名之為“北京2049”,以新中國成立100周年城市發展作為研究平臺,探索合理、前瞻的城市空間組織。 而該研究項目,正是以吳良鏞的標志學說“廣義建筑學”和“人居環境科學理論”為其奠定理論基礎。“北京2049”研究的地域層次,包括舊城、中心城區(即城六區)、北京平原地區、北京東南部地區、京津廊地區;試圖從人口、經濟、資源、城市交通、舊城保護、住宅建設、新農村建設等多個維度,設計首都的長期發展戰略。 “一個真正的建筑大師,”吳良鏞說,“不是看他是否設計出了像埃菲爾鐵塔一樣流傳百世的經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讓自己國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