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興則文明興 生態衰則文明衰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精辟概括。早在2003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的署名文章《生態興則文明興——推進生態建設打造“綠色浙江”》中指出，生態文明建設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的客觀需要”、“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功在當代的民心工程、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2013年5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再次重申這一論斷，并引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的一段話：“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深刻論述，科學回答了生態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關系，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成為新時期指導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指南。
   生態危機是人類文明的最大威脅
   一位哲人說過，人類文明是從砍倒第一棵樹開始，到砍倒最后一棵樹結束。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但如果對資源不加節制地過分掠奪，對生態環境肆無忌憚地破壞，引發的將是導致自身毀滅的生態危機。1847年，德國學者卡爾·弗臘斯出版《各個時代的氣候和植物界，二者的歷史》一書。馬克思閱讀后十分贊賞該書的觀點，認為農民的“耕作如果自發地進行，而不是有意識地加以控制……接踵而來的就是土地荒蕪，像波斯、美索不達米亞等地以及希臘那樣。”他將此書推薦給了恩格斯，才有了后者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的相關描述。因為一個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使得山泉枯竭、洪水肆虐，毀掉了農牧業的根基。恩格斯總結道：“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文明，如果它是自發的發展，而不是自覺的，則留給自己的只是荒漠。”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都發源于水量豐沛、森林茂密、生態良好的地區，但都因為生態遭到破壞而導致了文明的衰落或中心的轉移。尤其是位于兩河流域的巴比倫文明，本來坐擁沃野千里的自然優勢，然而隨著兩河上游森林的破壞，促使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淤高，洪水泛濫，河渠淤塞，氣候失調，土地沙化、鹽漬化，破壞了生產和生活條件，使得這個曾以“空中花園”為榮的古文明終成“空中樓閣”。這樣的悲劇在我國歷史上同樣存在。昔日“絲綢之路”上號稱“塞上江南”的樓蘭古國，如今也已淹沒在大漠黃沙之中。
   生態環境是最基本的生產力
   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省考察時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這一重要思想深刻闡明了生態環境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道出了一個樸素而又深刻的道理——生態環境也是生產力。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概念是自然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的總和。其中，自然生產力是最基本、最富有創造性的生產力。一方面，自然創造了人類文明的基礎和前提，包括人類本身。另一方面，自然生產力為社會生產力提供了兩個自然富源：一個是“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另一個是“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沒有這兩個富源，一切社會生產活動都根本無法開展。人類生產是在自然創造基礎上的一種再創造。這些自然富源，長期被認為是自然對人類的恩賜，從來未被計入財富總量。但不可否認的是，沒有這些自然財富，其他所謂財富也都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工業革命之后，在大規模開發、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忽略了對生態生產力的呵護，導致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馬克思就曾深刻地指出，城市和農村分離，對地力的掠奪性剝削和濫用，造成了人和土地的物質代謝出現“無法彌補的裂縫”。全球生態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是人類對自然資源過度索取又很少給予，以致生態系統長期超載運行，日漸衰退，失去平衡，可謂“元氣大傷”。同時，生態環境的惡化也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要使生態環境發揮最大的生產力，還需要讓生態系統休養生息。注重生態環境的恢復與建設讓其繼續發揮生產力作用，讓其為人類源源不斷地提供清新的空氣、潔凈的水和沒有污染的土壤等生態產品，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建設生態文明的主要任務。
   黨和政府始終重視生態建設
   由于清中期以來人口激增，加上西方殖民者的掠奪和戰爭毀林等因素，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只有8.6%。為改變這種生態和經濟兩方面都積貧積弱的狀態，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團結各界人士制定的《共同綱領》第三十四條專門規定：“保護森林，并有計劃的發展林業。”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同年，毛澤東發出了“綠化祖國”、“實現大地園林化”的號召。我國開始了“全民義務植樹 12年綠化運動”，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規格種起樹來，實行綠化。1958年，他又要求“使我們祖國的河山全都綠起來，要達到園林化，到處都很美麗，自然面貌要改變過來。”同時指出，“要發展林業，林業是個很了不起的事業。同志們，你們不要看不起林業。”周恩來總理1959年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國林業勞模馬永順同志時專門叮囑道：“你們不光要多出木材，出好木材，支援國家建設，同時還要多造林，實現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續利用。”
   改革開放伊始，1979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正式通過了將每年的3月12日定為植樹節的決議。1981年夏的長江、黃河流域罕見洪災，引發鄧小平同志的思考，一場持續至今的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由此拉開。1997年8月5日，江澤民同志在姜春云《關于陜北地區治理水土流失，建設生態農業的調查報告》上批示道：“歷史遺留下來的這種惡劣的生態環境，要靠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揚艱苦創業的精神，齊心協力地大抓植樹造林，綠化荒漠，建設生態農業去加以根本的改觀。經過一代一代人長期地、持續地奮斗，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應該是可以實現的。”2003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提出“建設山川秀美的生態文明社會”。這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中首次明確肯定和使用“生態文明”這一概念。2009年6月召開的中央林業工作會議，確立了林業的“四個地位”——林業在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中林業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態建設中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開發中具有基礎地位，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具有特殊地位。2011年9月6日，胡錦濤同志在首屆亞太經合組織林業部長級會議上指出：“中國高度重視林業建設，把發展林業作為實現科學發展的重大舉措、建設生態文明的首要任務、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選擇。”
  發展生態林業建設美麗中國
   林業兼有生態建設保護的主體功能和綠色生產的經濟功能，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是事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林業興則生態興，生態興則文明興。
   根據今年2月公布的第八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全國森林覆蓋率已達21.63%，森林蓄積增加到151.37億立方米，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分別位居世界第5位和第六位，人工林面積保持世界首位。隨著森林總量增加、質量提高和結構改善，森林生態功能進一步增強。全國森林總碳儲量達84.27億噸；年涵養水源量5807億立方米，年固土量81.91億噸，年保肥量4.30億噸，年吸收污染物量0.38億噸，年滯塵量58.45億噸。同時，我國林業產業總產值在2013年達到4.73萬億元，是2006年的4.4倍。這充分表明森林在維護生態安全、促進綠色發展、營造宜居環境、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近年來植樹造林成效明顯，但我國“自然資源和自然稟賦不均衡”，“仍然是一個缺林少綠、生態脆弱的國家”，“相對于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相對于人民群眾對良好環境的期盼，我國森林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遠遠不夠”。因此，“要全面深化林業改革，創新林業治理體系，充分調動各方面造林、育林、護林的積極性，穩步擴大森林面積，提升森林質量，增強森林生態功能，為建設美麗中國創造更好的生態條件。”
   可喜的是，根據新時期中央賦予林業的歷史使命和人民對于林業功效的期待，全國林業系統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觀，確立了“以建設生態文明為總目標，以改善生態改善民生為總任務，以全面深化林業改革為總動力”的林業工作總體思路，提出了著力構建國土生態空間規劃體系、重大生態修復工程體系、生態產品生產體系、支持生態建設的政策體系、維護生態安全的制度體系和生態文化體系等六大體系，全面提升生態林業民生林業發展水平，為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貢獻力量。